我以为，要理解德鲁克先生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以及他的其他作品，要从他的思想根源上去体会。而他的思想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德语文化的潜移默化；
第二、基督教的精神；
第三、社会生态学的宏大视野；
第四、熊彼特的影响，也许还有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
第五、丰富的管理咨询经验。

　　我并不打算逐字逐句地解读《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我只打算写一些关于它的题外话，谈谈隐藏在这本书字里行间的东西。

德语文化的潜移默化

　　很少有人从跨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德鲁克思想的缘起。事实上，民族文化对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学术问题，以及走什么样的学术道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说，中国那些留学海外，或者在国外工作的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学者们，选择的研究课题几乎都与“关系”和“社会资本”等有联系。没有谁能轻易摆脱民族文化的影响，德鲁克先生也不例外。

　　德鲁克1909年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维也纳，属于德语文化世界。熟悉德语的人都知道，“Drucker”一词在德语中，以前指的是“印刷工”，现在广泛地指与电脑相连接的“打印机”。Drucker这个姓氏可能起源于15世纪中叶Gutenberg（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产生的一个新的职业：印刷工。德鲁克先生的祖先很可能最早从事的就是这个职业。有趣的是，在德鲁克先生的很多著作中，比如《下一个社会的管理》《21世纪管理的挑战》中，都把谷登堡发明印刷术当作第三次信息革命（前两次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中世纪抄书的修道士，第四次才是电脑和互联网），世人可曾意识到“Drucker”背后的意义以及对一个人心理上的影响？

　　根据近三十多年的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比如，Hofstede的五个纬度学说，最新的GLOBE研究（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al Effectiveness Project，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性研究），德国文化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这种民族文化特性又表现为两种极端的情况，就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要么非常严谨，细致，有计划和守纪律；要么，比较容易产生非常宏大的，思辨性的理论。前者孕育了德国的精密机械加工，化学工业，汽车制造业，也孕育了纪律严明的德国军队、注重实战和技术细节的德国足球等；而后者则产生了如黑格尔、康德、马克思一样的哲学家。这些理论家们所构想出来的理论体系都非常宏大，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和绝对化的倾向。因而，很难用有限的科学研究、实践进行证明或者反驳。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不确定性进行规避的一种反应。显然，德鲁克的所有作品，都潜移默化地受他的德语文化背景的影响。毕竟，他是在这种文化中出生，成长，受教育的。这种血脉中的东西，很难摆脱。任何有跨文化工作和生活经验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有趣的是，日本文化在这一点上和德语文化非常相似，在对不确定性规避这个文化纬度上得分非常相近。但是又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岛国，狭小，资源短缺），日本文化更多地体现出对不确定性规避的前一种反应。日本很少诞生伟大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但是日本人在对“小而精致”的产品（如SONY的Walkman, Handycam等）的生产上，在对精致艺术的追求上（如浮世绘），举世无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德鲁克先生的思想在日本受到那么高的推崇（强调一点，这只是原因之一。也许不能算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但是一定是最深层次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德鲁克先生对日本文化有那么强烈的认同（他曾经搜集了许多有名的日本艺术品，并在克莱蒙特大学教了5年的日本艺术）。

　　对不确定性规避只是德语文化的一个特性。要想深入了解德鲁克的思想，必须深入理解盘根错节的德语文化的整体。事实上，德鲁克很多招牌管理思想，如目标管理，时间管理等，都与德语文化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行为有深刻的联系。在这样的文化中尤其适用。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活在德语文化中的人们，虽然对技术创新趋之若鹜，但是很难接受社会创新，经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根据美国百森商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组织的“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的历年调查，德国的创业率在全世界中，总是位居后排。这也是为什么自从东西德合并以后，德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内部改革阻力重重的原因之一。看来，德国人尤其需要读一读《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深刻体会德鲁克所说“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术语，而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术语”。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阅读德鲁克先生的作品，恍如在阅读《圣经》。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极度的自信，带有像耶稣一样巨大的权柄，尤其惯于使用绝对的字眼，而且很少解释，更不要提参考文献了。他的言辞中，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和使命感，充满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在他看来，管理也好，创新也好，企业家精神也好，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他对管理者正直和诚实的绝对强调，更是《旧约》中“十诫”的集中体现。他在写作的时候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灵”。

　　根据杰克·贝蒂《大师的轨迹》的记述，在“路德主义”教派的自由气氛下长大的德鲁克，全家人一向不受宗教教条的约束，已“自由”到圣诞节时仅一棵圣诞树作为装饰，复活节时仅聆听几首巴赫的清唱剧的地步。后来，年轻的德鲁克在汉堡一家出口贸易公司上班时，无意间读到了克尔凯郭尔所写的《恐惧与战栗》。“我立刻知道，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多年以后，德鲁克撰写了他自认为他最满意的一篇论文，题目是《论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The unfashionable Kierkegaard）。

　　在《明日地标》一书的结尾，德鲁克更是清楚地传达了他的宗教情怀：“人类必须重新回到灵魂深处去寻找生存的价值。除非人类能再度坚信，人并不仅仅是一个肉体与精神，也是一个灵魂，一个受造物，人类生存是为了完成造物主的目的，并顺从他的旨意，否则人类将无法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存活。”

　　不是基督徒的人，很难理解德鲁克的很多思想。即使明白了，也很难执行，尤其是面临诱惑，面临压力的时候。

　　德鲁克的思想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被真正地接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能接受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技巧性的，器物层面上的东西，属于“术”。至于他的“道”，比如，他关于企业的目的（企业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为了创造顾客和满足顾客的需求），对利润的见解（“根本就没有利润这一回事。只有成本，做生意的成本和继续做生意的成本，人工成本与原料成本，资本成本，现在要支付的薪资成本与将来要支付的退休金成本”），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亚当·斯密等假设，人是自利的。人的自利的动机促进了竞争，因而在整体上促进了社会的福祉。而德鲁克则要求，人在客观上要为别人，主观上也要为别人），领导力（“诚实是最好的领袖魅力”）等，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和文化环境下，理解上可能会有些困难。

　　　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文化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就象大陆板块的漂移一样，需要以世纪作为单位来计算。
事实上，所有有形的东西都是可以复制的，都是不重要的。所有看似“虚”的东西都将战胜“实”的东西。组织与组织的竞争中最后依靠的是组织文化；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中最后的胜利者靠的也是文化，是软实力，是思想，是宗教，是国民性。而组织文化则深深地扎根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

社会生态学家的宏大视野

　　一般人都称德鲁克为“管理学之父”、“管理大师”，但是，德鲁克更喜欢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在《功能社会》的序言中他写到“作为一个作者，我最为人熟知的是管理方面的著作，在美国尤其这样。但是，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更进一步，他甚至说，“事实上，我更多的著作不是关于管理，而是关于社区，社会和政体。而且在我撰写的15本管理书籍中，只有两本与工商管理有关（《成果管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对德鲁克的著作不熟悉的人，看到这些文字一定会非常惊讶。

　　事实上，很多人研究管理，只是简单地就管理论管理。而德鲁克先生研究管理，是把社会，组织和个人置于一个大的系统中研究管理。用一种社会生态学家的宏观视野来研究个体，组织，社区和社会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如韦尔奇所评价的那样“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来理清我们社会中人的角色和组织机构的角色”。

　　德鲁克的这种对社区和社会方面的关注，同样根源于他年轻时在汉堡的阅读经历。在《功能社会》的序言中，他提到，“在那段日子里我读了好几百本书，其中两本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这两本书分别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于1790年撰写的《对法国革命的反思》和费迪南德·腾尼斯（Ferdinand Toennies）撰写的德国社会学经典名著《社区与社会》”。伯克的主题思想是：政治学和政治家们在一个动荡时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找寻持续和改变之间的平衡。这种观点引起了德鲁克强烈的共鸣，并成为德鲁克本人的政治观点、世界观以及后来所有作品的核心。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鲁克深知革命的巨大破坏作用，他希望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来代替革命。因为相对于“急风骤雨”式的革命来说，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微风细雨”，每次只是改变一点点，在变革和持续的平衡中促进社会的进步。而腾尼斯对社区和社会的观点也成为德鲁克思想的另一个基本出发点——社区和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在社区里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里个人各有其功能。正是有这样的思想根源，所以，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德鲁克不仅讨论了新企业和老企业的创新实践，而且讨论了公共服务机构（如政府，医院，学校，教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等）的创新实践。这在同类讨论创新与创业的书籍中是很少见的。

　　与此相反，学院派研究管理的人，更着眼于技术枝节。只求统计技术上的精湛，不求对社会现象和管理实践的洞察，更谈不上道德上的激励。很多发表在世界最顶尖的管理学期刊上的文章，说白了，只是经过包装的、精致化的常识。而为了在如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这样的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学者们一般至少需要花费五年的时间和大量的研究经费。另外，几乎所有的博士论文，都是针对某个非常小的具体问题，提出一些可以检验的研究假设，然后用客观的方法去收集数据，再用统计方法来检验。有时候，你会发现，即使是一些被大家认为是常识的东西，你花了三五年的时间也很难证明。而且，即使你证明了，你也感觉对科学和社会没有真正的贡献。

　　事实上，学院派所遵循的这种研究方法非常保守，而且不适合研究对象，尤其是创业活动（Entrepreneurship）。创业活动中的很多非常关键的方面并不在学者的探究范畴之内。比如说，那些非常成功的或者非常失败的案例，因而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案例，总是在进入回归分析或者结构方程模型之前就被当作特异值删除掉了。最后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最保守的。而且很多的创业研究，大多只是局限在某一个分析的层面，比如，认知水平，个体水平，组织水平，行业水平，地区水平等，而很少是多层次的，跨层次的分析。事实上，在一个较微观的，较低的层次上发生的定论性的过程，在更高层次上看来就是随机过程。有人就曾经提出“量子力学中的海森伯格原则（测不准原理）适用于企业家行为”。如果对于某一个企业家行为描述得过于细致，“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再富有企业家精神”。有些人则认为新企业的业绩依赖于一些无法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和传授的因素。Philip Thurston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对企业家精神的传授发表了评论，他说在该领域从教十年以后，他发现“商业管理教育对成功创办商业企业，充其量，只是一个次要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我们更应该向德鲁克先生学习，采用更加丰富和灵活的方法，采用描述性的方法（Descriptive study）而不是验证性的方法(Confirmative study)；采用历史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横截面研究（Cross sectional study）。

熊彼特的影响，也许还有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

　　提起创新，我们当然无法绕过第一位创新理论的大师熊彼特，他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已经成为研究创新和创业的常识。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德鲁克先生完全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关于创新的思想，并且在本书中把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在交叉使用。可以说，熊彼特是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第一个直接的思想根源。

　　但是，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与著名奥地利经济学派有什么样的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吗？

　　奥地利经济学派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作为开山之作。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门格尔，庞巴维克，米塞斯（Mises）等，中期的代表人物有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哈耶克(Hayek)等，晚近的代表人物有柯兹纳(Kirzner)和当代创业学领域顶尖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的主编温塔卡门(Ventarakarman)等。这些人之间以及与德鲁克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思想传承关系。我们都知道，熊彼特是德鲁克父亲的学生和朋友。熊彼特对德鲁克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上，也表现在他对更高的人生目标的追求上。德鲁克从来都没有忘记熊彼特去世之前与他以及他父亲的那次会面。熊彼特的那段话，“如果没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你就不能说你已经改变了世界”，更是成为了德鲁克衡量自己一生成就的指标。而我们也知道，熊彼特和米塞斯在1905年到1906年都经常参加庞巴维克的在维也纳举办的讨论课，可以算是同学（参考《哈耶克传》）。而米塞斯又是哈耶克的老师，是哈耶克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对他的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非常深刻。更为巧合的是，米塞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和德鲁克都在纽约大学工作，算是同事。虽然米塞斯觉得德鲁克“离经叛道”，背离了真正的经济学，交往并不是很密切（参考《旁观者》中《赫姆和吉妮亚》一文）。

　　奥地利经济学派非常重视知识分工和分散的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哈耶克认为知识分立在所有人的心智之中，这些零散的知识不可能被汇集到一个人的头脑中。因而分散的经济秩序比由政府集中控制经济管理和企业决策更有效率。作为这种逻辑的一个自然的延伸，奥地利经济学派非常重视创业活动（Entrepreneurship）。事实上，在西方的经济学中，只有奥地利经济学派从19世纪70年代诞生起，到现在持续关注着创业活动（Entrepreneurship）现象。而其他的经济学派基本上把创新和创业当作像战争、瘟疫和地震一样的外在变量，认为它们无法进行量化处理，无法写入均衡方程中。

　　深受奥地利经济学派影响的创业学家Shane和Ventarakarman，在2000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创业学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research field》（创业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前景），试图更加清晰地定义创业学的核心问题和边界。他们认为，机遇的识别和开发利用是创业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与其他研究领域，比如战略管理等的区分的边界。而这一切和德鲁克先生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德鲁克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深入地分析创新机遇的七个来源。

　　不难理解，为什么德鲁克和哈耶克都是“民营化”主张最早的提倡者之一。推崇德鲁克1939年发表的《经济人的终结》的丘吉尔，也非常推崇哈耶克在1944年发表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这两本书在主题上非常相似，都是探讨纳粹主义和欧洲战争的根源问题，而《通向奴役之路》还设想了战后世界的发展方向，其中就包括“民营化”思想的种子。后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民营化政策都深受哈耶克的影响，撒切尔夫人甚至奉哈耶克为“精神上的导师”。

　　客观上来讲，德鲁克先生从来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学派，从来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旁观者，但是他的思想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理清这种学术圈子里的人际关系和思想上的相互影响，特别是，把德鲁克的思想放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整个画面上，更有助于深刻地理解德鲁克的思想。我深切地呼吁，学院派和“德鲁克迷们”要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而不是相互诋毁。

丰富的管理咨询经验

　　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德鲁克关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来源于他自己丰富的管理咨询经验。如果说，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受通用汽车公司和斯隆的管理实践的影响很大的话，那么，他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思想主要源于自己的管理咨询实践。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期，他在纽约大学做管理学教授的时候，他就在周末组织关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研讨班。他的学生中包括了银行家，小企业主，医院管理人员，教会的神职人员等。他把学生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上升到理论，然后又用这些理论指导实践，并不断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修改。事实上，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都创建了创新型的组织，比如爱德华·琼斯证券投资公司，ServiceMaster等都是深受德鲁克影响的组织。德鲁克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一直持续了35年之久，之后于1985年把自己的思想结集出版。西方有一句谚语说，“葡萄酒要在地窖中珍藏九年才能饮用”，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瓶美酒在德鲁克先生的地窖中几乎珍藏了四个九年。这是真正的经过了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真知灼见。

以《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迎接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创业浪潮

　　目前，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创业浪潮中，而中国则处于自己历史上的第一次创业浪潮中，同时又要面对来自世界的第二次创业浪潮的挑战。

　　1996年，德鲁克在接受《有限公司》杂志专访的时候说，从19世纪5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经历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创业活动。我们所有的重要的组织机构，包括现在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都是在这个时期所建立并成形的。从这个时期到1914年，人类每隔14个月，就会出现一项重大发明，每种发明都衍生出一种新的产业。比如，英国的威廉·珀金发明了第一种苯胺染料，开启了现代化学工业；德国的沃纳·冯·西门子发明第一个电动马达，开创了电气工业；英国的贝西默发明了炼钢的方法，开创了现代化的钢铁制造业；法国的皮埃尔兄弟创立了莫比里尔信贷公司，开创了现代金融业等。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历史悠久的大公司，比如GE，西门子，福特汽车等都是这次创业浪潮的幸存者。

　　而从1970年左右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进入了第二次创业的浪潮中。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序言（企业家经济）中，德鲁克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大量新公司的涌现，以及这些新公司所创造出的新的工作岗位。而与此同时，传统的《财富》500强所雇佣的员工数量却在不断地减少。

　　遗憾的是，中国整个地错过了第一次创业浪潮。当西方社会在进行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时候，我们在经历长达百年的血腥动荡的革命。虽然我们的国门终于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打开了，但是，中国的创业大潮真正的兴起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正在经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次创业浪潮，但是，我们同时又要面对来自世界范围的第二次创业浪潮的挑战。错过了这次创业浪潮，当“机遇之窗”关闭的时候，我们将很难建立属于中国人的世界级企业。

　　在这种挑战中，中国的企业家们要同时学好两门功课：创业和管理。而且在德鲁克先生的眼中，创业和管理本来就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需要更好的融合（参考《21世纪的管理挑战》）。大型企业需要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作为日常管理的常态，以应对变革；而新组织，首先要掌握创业技能和战略，需要从无到有创建一个新的企业，此外，还要学会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成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德鲁克看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将更多地会出现在公共服务机构领域，如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型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换言之，整个社会将进入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个企业家社会中，创业者和管理者，知识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首先必须承担起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责任。

　　生活在变革时代的人们是痛苦的，但也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机遇。德鲁克先生说，应对变革的最好办法是创造变革。让我们谨记德鲁克先生的教导，努力实践他的理念吧。

　　　　　　　　　　　　(感谢那国毅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出的中肯建议)